在银川市以西、贺兰山东麓的西夏陵寝中，星罗云布地坐落着9座西夏帝陵和270多座陪葬墓，规模巨大，铺陈着岁月的沧桑与历史的安靖。西夏是中国11世纪—13世纪以党项族为主体，以汉族为进攻民族组成，同期有回鹘、吐蕃等民族参与的王朝，其领土涵盖了今宁夏、甘肃大部，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一部分地区。西夏在政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袭取、鉴戒华夏王朝，社会发展跳动很快，在激动中中细腻传播和中华英才共同体发展中作出了进攻孝顺。西夏陵是中国关中地区以西规模最大且具有特色的帝陵。动作西夏王朝的进攻遗存，西夏陵以突出的景色见证着近两个世纪西夏王朝的历史，浓缩了文化、艺术、宗教等多方面信息，更骄贵了华夏文化在西夏传承与发展的端倪，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了中中细腻多元与协调的壮丽篇章，彰澄莹中中细腻的独到魔力和深厚底蕴。
一
中国古代帝陵是历代君主偏激后妃的陵墓，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西夏陵所反应的陵寝轨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商讨中国历史文化的进攻什物质地。
党项族在隋唐时代居住在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一带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旧唐书·党项传》记录那时党项族“死则焚尸，名为火化”，可见那时党项族丧葬的从简。党项族在唐代北上挪动于今陕西北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河西走廊一带，逐步发展壮大。连年在陕北和内蒙古交壤处出土了一批唐代至宋初党项族贵族的墓志刻石，反应了那时党项族吸纳了华夏地区的丧葬面貌，将土葬和火化都集，其表层引申墓志铭轨制，葬礼有多量番、汉东谈主员共同插足，施展出不同民族之间密切往来的融洽干系。党项族势力不断壮大，先后被唐、五代各朝、宋朝封为节度使。后自强政权，先后被宋、辽、金朝封为夏国王、夏国主。至李元昊时自强为帝，设官任职。在丧葬方面也鉴戒华夏，酿成西夏陵寝轨制。
在西夏，历代都有了解华夏王朝典章轨制的汉族高官，如太祖李继迁时代的张浦，景宗元昊时代的杨守素、张元等。西夏天子和一些党项族大臣、文东谈主对华夏王朝的典章轨制也很熟悉。早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李德明便追认其父李继迁为太祖应运法天使智仁圣至谈广德光孝天子，庙号武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追谥曰光圣天子，庙号太宗，墓号嘉陵。这些谥号、庙号和陵号都学自华夏王朝。西夏与宋朝的密切斗争中，相互吊祭天子和太后的凶事成为两边进攻的礼节。据《宋史·夏国传》记录，宋朝天子或皇太后死字时，西夏派使者前去吊祭，西夏天子或太后死字时宋朝也派吊祭起复使等官员到西夏悲悼。如宋景德四年（1007年）西夏王李德明母罔氏死，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前去西夏，德明以乐迎至柩前，自陈感德。后德明又献马五百匹，助修宋朝真宗章穆皇后园陵。天禧元年（1017年）德明丁母忧，宋朝派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和致祭使到西夏。宋景祐元年（1034年），元昊母卫慕氏死，遣使至宋朝告哀，宋朝派出致祭使、吊赠兼起复官告使到西夏。可见西夏讲求立国前对宋朝的陵寝轨制全面鉴戒，并与宋朝互动。西夏立国后更是坚捏引申宋夏吊祭往复，如宋庆历八年（1048年）元昊死，宋遣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嘉祐元年（1056年）西夏毅宗母没藏氏薨，派使者到宋朝告哀，宋朝派吊慰使至西夏。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崩，赐西夏以留传物，西夏遣使到宋朝奠慰。同庚西夏惠宗母梁氏薨，宋朝又派祭奠使、吊慰使至西夏。巧合西夏的使者还到宋陵祭祀，参与祭奠的全进程。西夏陵寝轨制的发展体现了西夏细腻进程的普及，同期也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通和包容协调。
二
西夏陵在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也骄贵出西夏王朝对中中细腻的真切相识和尊崇，体现着中中细腻的传承与发展。
华夏王朝的陵寝有背靠山、濒临水的布局传统。如唐陵散播在关中北山山脉各山岳的南麓和渭河以北地区，宋陵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川上。西夏陵总体布局是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也遴荐了靠山面水的地形。这里坡高地阔，傲然睥睨，鸟瞰银川平原，极目眺望，不错看到弯曲流淌的黄河，不仅增添了壮丽的当然景不雅，更体现了西夏王朝对华夏王朝陵寝布局传统的承袭与施展，是中中细腻多元协调的缩影。
西夏陵寝宏伟宽阔，但其范围与唐、宋皇陵比拟仍显轻微。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甘心鼎沸时代，天子即位之日就驱动修造陵墓，陵寝规模巨大。宋代除政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限于下葬轨制有“七月之期”的时刻限制，因而陵区面积和陵寝规模较唐陵权贵消弱。然宋陵与西夏陵比拟规模依然要大得多。西夏陵每一座帝陵都各自是一个零丁、完满的建筑群，布局也约略换取，由阙台、碑亭、月城、内城组成，内城有献殿、鱼脊梁和浩繁的陵台。这与华夏地区唐陵、宋陵的布局如出一辙。仅仅西夏陵在细节上与唐陵、宋陵有所各异，如将石像生群安置在月城内御谈的两旁，从而镌汰了陵寝前后间的距离，加多了月城建筑，使布局愈加紧凑。其陵台不在墓室之上，不起封土堆作用，也不似北宋陵为覆斗式陵台，应是一座密檐式多层实心高塔。其墓室不作砖室，而是在墓室四壁立护墙板，施展出西夏天子墓室建筑的突出习俗。这些特质丰富了古代皇室丧葬文化偏激现实，使西夏陵成为中国古代陵寝中具有民族特质的独到景不雅，同期也体现出中中细腻的统一性和包容性。
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责任者对西夏陵进行过屡次历练和发掘，出土了多量文物。这些八九百年前的文化瑰宝径直反应着西夏帝陵的建筑立场和建筑特质，同期也展现着那段鲜为东谈主知的历史，为多民族深入往来交流会通、共同创造中华优秀文化提供了什物见证。
西夏沦一火后，元朝修前朝史时未修西夏史，因此西夏跟着时刻荏苒逐步淡出东谈主们的视线。近几十年来，巨匠们在西夏言语笔墨、历史、社会、文件、考古、文化、宗教、西夏难民等商讨领域获得了卓著配置，掀翻了西夏商讨高潮。西夏陵的出土文物为西夏商讨提供了多量新贵寓，使得从多样不同新视角下探讨西夏文化交流、传承与协调成为可能。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包括石雕、陶瓷、锻造、纺织等门类，多属手工业成品。党项族本来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其后亦从事农业坐蓐，又迟缓学习经受多样手工业行当，并吸纳汉族手工业工匠参与制作，传承了华夏地区先进的手工业手段，还在好多行业中有所翻新，为发展中国的手工业武艺作出新的孝顺。
其中6号陵出土有两段雕凿精致的雕龙栏柱，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祥云缭绕，造型天真，展示了那时精好意思的石雕武艺。其上的龙纹图案，代表着皇室，与华夏地区的龙文化有着密切有关，反应了西夏文化对华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明确章程在西夏只须皇室才气使用龙的图案。这一雕龙栏柱阐明西夏与华夏王朝不异也将龙动作皇室标记。
西夏陵寝出土了两座石雕东谈主头像，情态自由，涉笔成趣。这些与真东谈主等高的石像应是墓谈两旁的石像生，讲明西夏陵的墓谈两旁与唐、宋陵不异有石像生。更为引东谈主注议论是西夏陵寝3个陵的碑亭遗迹连续出土了9座东谈主像石碑座。这种石碑座近似正方体，有男性、女性之别，皆以夸张的手法施展了负重者的情态。这种负载石碑的底座，是在传统的石碑座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面貌，具有激烈的艺术感染力。177号陪葬墓出土有硕大的鎏金铜牛，长1.2米，外在通体鎏金，造型天真，形象传神，号称艺术珍品，这么大型精好意思的金属锻造品反应出西夏熟习的锻造工艺。
西夏陵还出土了殿堂上的大型遮挡鸱吻、摩羯和妙音鸟。它们本来被遮挡在金碧辉映的大殿、门楼或墙脊上，给通盘这个词建筑物增添了威严稳重、富丽堂皇的快意。华夏地区在殿堂的房脊上安放鸱吻由来已久，这些文物反应出西夏也鉴戒华夏在陵区大型建筑上使用鸱吻。妙音鸟又称迦陵频伽，在佛经记录中妙音鸟能给东谈主带来幸福。陕西省唐代诀要寺地宫中曾出土有纹壶门座银棺，其侧面有遨游的东谈主面鸟身的鎏金迦陵频伽鸟。宋陵中宋太宗永熙陵北的李后陵中，刻有迦陵频伽图像。西夏陵寝中的迦陵频伽形象，展现了西夏王朝对释教文化的喜爱和珍爱，也展示了西夏在经受华夏文化时的翻新和发展。西夏陵寝出土的多量建筑构件，包括砖、瓦当、滴水等，都反应出西夏建筑的工艺水平，其武艺来自华夏，足可与华夏建筑构件相忘形。
西夏陵出土的丝织品有素罗、纹罗、工字绫、棕色异向绫、茂花闪色锦等，多是那时织物中的良好品种。党项族原以毛皮为衣服，挪动至西北后驱动一稔纺织品。宋朝纺织水平很高，产量也很大。早在西夏立国前，就从宋朝获得赐绢，宋、夏和盟后，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达15万多匹。李德明曾对其子元昊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成负。”其后西夏在华夏先进纺织技艺基础上发展起我方的织绢业，西夏政府建造织绢院专管织绢管事。西夏为学习华夏的丝绢纺织技艺，曾屡次向宋朝条件吩咐熟悉丝绸纺织的匠东谈主，其后西夏的纺织品已具有与华夏接近的水平。
四
西夏陵建有碑亭。每座帝陵一般为两座或三座碑亭，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遗迹中出土了多量碑石残块，共有3700多块，引东谈主严防。由这些残碑石不错推思那时西夏陵寝碑刻林立的现象。西夏沦一火后，西夏陵墓碑遭到龙套，碑石残碎，被掩埋于地下。这些碑石虽已残碎，但其骄贵出的多量信息照旧商讨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的进攻什物质地，并多方面地展示出浓厚的中中细腻色调。
这些碑刻包括西夏文和汉文两种笔墨。多量汉文碑石阐明汉族偏激文化在西夏的突出地位，即等于在党项族皇室的帝陵中亦然不成或缺的。仿照汉字创制的西夏文，是记录党项族言语的笔墨，是最像汉字的少数民族笔墨。两种笔墨的石碑在各帝陵和陪葬墓的碑亭中并存，骄贵出党项族和汉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突出进攻的地位，两种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织协调，相互印证，记录着这一时代的历史文化，为中华英才共同体的历史记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残存碑文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补充了历史文件的不及。通过碑文不错了解到西夏王朝的君主世系、政事轨制、经济景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现实。如7号陵碑亭出土的西夏文篆字碑额译为“大白高国护城神德至懿天子寿陵志文”，不错细目该陵为西夏仁宗天子的陵墓，并由此了解到仁宗有这么一种既承袭中华帝号传统、又以“城”为号的特色称谓。
距6号陵1700米的182号陪葬墓，由碑亭出土的西夏文、汉文残碑知是“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的墓。据残碑知此东谈主是毅宗、惠宗、崇宗时的朝中大臣，位居枢要，掌管军政大事。但他的名字和事迹不见其他史册记录。碑文补充了西夏历史上的进攻东谈主物信息，并阐明西夏承袭了华夏王朝的封王轨制。
西夏的职官轨制仿效宋朝，传统汉文史册已有记录，出土的西夏文文件如《天盛律令》和《官阶封号表》等又作念了补充和完善。《官阶封号表》骄贵出西夏有不同于职事官的另外一套“官”的体系，访佛于华夏王朝的勋官。西夏陵的西夏文残碑文中有“上柱国”的称谓，汉文碑文有“柱国”的称谓，阐明西夏有勋官之设。西夏文和汉文残碑中都有“金紫光禄医生”，可知西夏有阶官之设。勋官是华夏王朝授予有功东谈主员的荣誉称呼，动作对官员业绩的赏赐和奖励；阶官是按照官职等第分辨的官员，具有明确的等第和相应的权益。西夏陵碑文中的记录补充了西夏职官轨制的进攻现实，同期也彰显了西夏不仅在任事官方面延续华夏传统，在勋官和阶官方面也承续华夏王朝体制。西夏陵汉文残碑中两处有“食邑”的记录，食邑是王朝皇室对达官朱紫赐以封地的轨制，西夏袭取了历代王朝的食邑轨制，并将这种轨制的实践记录在碑刻之中，补充了史册的某些缺载。
《宋史·夏国传》记录，宋绍兴九年（1139年），在西夏一官员家长出灵芝，崇宗乾顺作《灵芝歌》，中书相王仁宗和之。但史册未录其具体现实。在西夏陵6号陵的碑亭遗迹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天职容的汉文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语句。这一残碑石不仅阐明了史册的记录，保存了《灵芝颂》的部天职容，也骄贵出华夏吉利习俗与诗歌文化对西夏的真切影响。
西夏陵出土残碑上的笔墨除碑额为篆书外，其余不管是西夏文照旧汉文多为正楷。归并帝陵碑亭出土的残碑有多种不同的字体类型，骄贵出碑亭华夏有多方碑石。因是在帝陵中立碑，书写者均是名家能手，所刻笔墨书道良好，雕刊精致，展现了西夏书道艺术的水平。其中有的章程大方，有的字势粗犷，有的温淳婉丽，有的圆熟深千里，有的似瘦金，有的类院体，有的镌刻后再涂金色，使笔墨熠熠生辉，反应了西夏不同期期、不同立场的书道艺术。
（作家：史金波体育集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东谈主类学商讨所商讨员）